中侦网6月4日讯：异性相吸、同性相斥，本是自然规律。然而在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中却有那么一群人——同性恋者，他们的情爱发生了错位。这种以同性为满足性欲的对象称为同性恋，同性恋者经常受到与自己同性别的人吸引，这种吸引既有精神上的，又有肉体上的，他们之间会发生恋爱，过性生活。同性恋一般见于16-65岁之间，但以未婚青少年多见，西方国家比东方国家多见。据广州军区第二门诊部泌尿男科主任、广东省性学会理事周少虎介绍，男性中有1％一2％的人是同性恋，有些属于双性恋，即对同性和异性都产生性爱。照此推算，中国13亿人口中同性恋的绝对人数会相当惊人。

“一般人将同性恋看作是性心理障碍，在社会发展中，它经过坏人——怪人——病人——少数正常人的评价。”周少虎如是说。新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认为同性恋的性活动并非一定是心理异常，由此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过去，这个少数族群被遮蔽在黑暗的角落里，受到歧视。现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同性恋酒吧，同性恋文化沙龙也办起来了。网上有许多同性恋网站，出版界有像《朋友》这样的小册子，所谓的同性恋就是“性取向障碍”，这些性心理障碍患者所追求的性爱对象是同性，而不像正常人那样追求异性。

如何认识和对待同性恋问题一直是全世界范围内存在广泛争论的问题。其实与国外相比，这一观点已经滞后了将近30年。

同性恋古已有之

周主任认为，同性恋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事实上从古至今都存在同性恋这一现象，所以认为同性恋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影响。一部分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他们是这一群体的中坚分子，约占4%，具有相当典型、坚定的指向同性，属于素质型的同性恋。

另一部分是后天社会、心理因素的结果。例如正常的性心理发展得到不良的家庭或环境影响，成熟的异性恋过程被阻滞或者歪曲。家庭的影响在同性恋的发生上是非常明显的。男同性恋者的母亲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同同性恋倾向的儿子异乎寻常地亲密。爱的排斥性使他们对母亲过分崇拜，其他的女性都看不上，同女人的交往略为失败，从而加强了对异性的应激性拒绝。懦弱无能的父亲也使儿子无法得到一个适当的行为模范。为了儿子听话，常反对粗鲁莽撞行为，而鼓励更富于女性化的活动。生活在男性比较多的环境中，或者经常与异性玩耍，或者被当作异性对待，可能使儿童发生角色认同错乱，形成对异性的恐惧和紧张。

同时也有认为是性开放程度的原因，但必须注意，这只是观念、显性和隐性的区别，同性恋倾向并不会因为某个社会对它持严厉的否定态度而减少，也不会因为社会规范的宽容而增多。

同性恋者心中永远的痛

周主任介绍，大约1/4男性同性恋能长期维持配偶关系。更常见的是与陌生男性逢场作戏地发生肤浅的关系，有的男同性恋自己承认有过成千上百个配偶对象。正因为如此，性病尖锐湿疣很为常见；艾滋病在男同性恋中为数也不少。

不过在中国70%的艾滋病是通过静脉吸毒传播的，还有大量是通过异性恋卖淫传播的，男同性恋传播比例很低。但对同性恋中的艾滋病传播途径不可不防，应在男同性恋者中进行艾滋病的宣传，提倡使用安全套。

在同性恋中，抑郁情绪、心身疾病以及自杀都比一般人群为高，其可能因素是：两人结成“亲密配偶”关系，一旦有一方要离开，另一方则会出现明显焦虑不安甚至出现冲动意念和行为，先产生自杀的念头后产生要杀死性伴侣的念头。再加上同性恋者，从小被灌输许多同性恋是肮脏、不道德等的负面概念，以致在许多同性恋者的内心深处常存有不能接受自己性取向，并压抑、或排斥自己的焦虑反应。所以了解自我进而达到认同自我，是同性恋者首先且必须面临的考验。

同性恋者的不幸婚姻

不能忽略我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在很多人心目中根深蒂固。而同性恋是不可能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的。在中国，有许多男同性恋者最终会和女人结婚，这可能是他们同西方男同性恋者最大的区别了。

周主任认为，同性恋有自己的情人却去和别的女人结婚，至少是对自己感情的伤害；中国文化中存在较大的结婚压力，不仅是为了传宗接代，还有长期的民族文化中积淀下来的强大的行为规范的压力，人人都应当结婚就是其中的一项规范。更多的同性恋者的妻子至今不了解丈夫的性倾向，处于被隐瞒和被欺骗的状态。对于男同性恋者本人来说，这也是他们良心的保护伞。

既然在婚者的同性恋活动必定是背着女方进行的秘密活动，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败露了怎么办？同性恋活动败露后，牵涉的不只是配偶，还有家庭、单位等方面，但首当其冲的是配偶。

同性恋要不要治疗

周主任认为，大多数同性恋者具有良好的自我协调能力，并且大多都是高智商，他们不承认自己有病，也不会向医生求助，除非患者有愿望改变自己的同性恋，否则就没有治疗的必要。

有些同性恋者则属于“自我否定型”同性恋，他们缺乏良好的自我协调能力，痛恨自己的行为，处于严重的自责和心理冲突之中，十分痛苦，加之社会和亲朋的压力，于是能够寻求医治。

有的同性恋因为人际关系或就业问题要求治疗以减轻或解除痛苦，并就此产生希望改变现状的动机，但大多没有真正的改变愿望。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危机或减轻情绪上的痛楚，并可采用心理治疗来帮助患者更好更现实地适应目前处境。对有强烈动机以改变现状的同性恋(仅在动机十分强烈时才有可能改变)，最好的治疗方法是既用行为治疗又给予心理治疗，包括药物治疗。

同性恋的预防应自童年开始，当发现他们有些模糊和不自觉的同性恋倾向时，应加强教育和引导。对于已经成年的同性恋者，可以动用心理治疗的技术帮助其找出原因，树立正确认识，在异性交往方面给予适当指导，以促进其行为的改变。

链接：一般人对同性恋者常有的误解：

1.在内心深处，男同性恋者想要成为女性。

根据研究，80%的换装症者(打扮成异性)是异性恋者，只有10%至20%的男同性恋者会打扮成女性模样。而女同性恋者更鲜少有人会在外表或举止上像个男人婆一样，大部分的女同性恋者均很女性化。大多数同性恋者并不喜欢男性有女性特征，而是更喜欢男性特征。男同性恋者很少模仿女性特征，而一些模仿女性特征的男人却不是同性恋者。

2.同性恋者憎恨异性。

大部分的同性恋者满意自己的性别，也不排斥异性，，他们只是宁可与同性维持性或情爱关系。

3.同性恋的关系中，总有一人扮演丈夫，一人扮演妻子。 虽然有些同性恋者在其所建立的关系中会有“夫”与“妻”的角色安排，但大部分的同性恋关系中并没有此种角色的分派。

4.同性恋者老来难免孤独，生活惨淡

害怕老来寂寞并非是同性恋者的专利，许多异性恋者，甚至子孙满堂者也有类似的恐惧。确实有不少同性恋者本身也持有“同性恋圈子是属於年轻人的世界”这个刻板化印象，不过有为数众多的同性恋者不同意这个看法。有研究还指出，已被亲人隔绝的老年男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相比，适应更良好。羊城晚报

重庆酒吧设安全套发放机倡同性恋安全性爱

重庆率先在此类酒吧中开展防艾滋病工程，倡导同性恋群体安全性爱

4月9日晚11时许，重庆TT(化名)酒吧。

已喝了5瓶啤酒的张勇(化名)走进洗手间时，发现里面新装了一台安全套发放机。

TT酒吧坐落在重庆的一个隐蔽路段，来这里消费的，几乎全是男性。这是一家同性恋酒吧。28岁的张勇是这里的常客。

往发放机内投入一枚一元硬币后，张勇得到了一只安全套。

由于有固定的同性伙伴，张勇说他以前从不使用安全套，出入酒吧更没有随身带“套”的习惯，但现在情况有了改变。

张勇的变化，源于两个多月前一次名为“预防性病、艾滋病”的讲座。

那次讲座的主讲人是周生建，重庆市渝中区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副站长，也是该市同志关爱项目组组长。

讲座开始前，周生建对张勇有一番即兴提问。

“请问你和伙伴‘办事’时戴套吗？”

“拜托，那是什幺东西？我们又不会怀孕，戴那玩意干嘛？”

“防病呀。现在外面的病很厉害，性病、艾滋病什么的，一不小心中标就麻烦了。”

“你是说我们会在外面乱来？我可不是那种人。”

张勇被问得有些气恼，但随后周生建引述的一组数据却让他毛骨悚然：在我国，最早发现的经性传播的艾滋病感染者(1989年)是男同性恋者；1996年调查发现，北京艾滋病感染者中，48%是男同性接触者；1998年调查发现，在已监测过的男同性接触者中，2·5%已感染了艾滋病，这一数字在2001年已高达5·9%。

这组数据引自最新一期《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杂志。

重庆的一次强烈震动

有人认为公布同性恋数据是故意制造混乱，专家称重要的是让社会知道这一人群也需要关爱。

“保守估计，重庆市现有136万的同性恋人群”。

周生建的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在重庆医科大学《性医学》教材中有这样的表述：我国同性恋人数达3600万—4800万之多。周说，按照国际标准(占人口比例4%)计算，3400万重庆人中，便有136万同性恋。

“136万同性恋”数据经当地媒体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有人认为周生建“有意制造混乱局面”。周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社会知道同性恋人群也需要关爱。

“艾滋病已经在我国同性恋人群中高速蔓延。”周生建表示，为了控制艾滋病在重庆男同性恋中广泛传播，该市同志关爱项目组将在全国率先给同性恋酒吧和同性恋浴室安装安全套发放机，周将之称为“同性恋酒吧的防艾工程”。

此前，周生建去了TT酒吧实地考察。昏暗的酒吧里，挤满了两百多号男人。在一个多小时里，周看到不时有成双成对的男性相拥去了洗手间，10多分钟后才出来。

酒吧的一位常客告诉周，男人们是到洗手间“办事”。随后周去了洗手间，在垃圾篓里，几乎很难找到用过的套，“他们的性行为如此随意，同性恋酒吧、浴室已经成为传播性病、艾滋病的温床”。

周生建找到酒吧老板，希望在酒吧免费开讲座，对男同性恋人群进行艾滋病／性病干预。老板想也没想，便答应下来。

由于在计生部门工作，负责辖区的“生殖健康干预系统”项目，周生建手头不缺“预防性病、艾滋病”的宣传资料，而且有不少可供免费发放的安全套。

但毕竟不是圈内人，周生建和同性恋者沟通时，难免有障碍。为此他在同性恋人群中招募了一批志愿者。

高翔(化名)，重庆医科大学研究生，他加入志愿者队伍后，协助周生建成立“同志关爱项目组”，并草拟了《项目计划书》：“重庆地区同性恋的自身建设是一种非健康状态，从负面影响着社会态度、社会环境和自身安全。所以，应争取以遵纪守法、规范有序、健康向上和自强自立的同性恋形象，得到社会更大的认可。”

高翔说，重庆的同性恋酒吧和浴室在国内出现较早，但这个群体从一出现就面临性病、艾滋病的严重威胁。更为糟糕的是，圈内朋友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无保护性行为大量存在，“我们协助周老师在重庆地区开展相关工作，便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

民间组织与酒吧的协议

酒吧因有利可图愿意安装安全套发放机，志愿者的加入则使关爱更具亲和力

周生建从事的是生殖健康男性临床研究。这个专业，似乎与同性恋不搭边。周坦承，两年前他还对同性恋“很不理解”。

后来，周看到了对同性恋与艾滋病问题研究专家张北川先生的报道，从而对同性恋现象有了深入了解。后来周与张在学术上开始交流，张鼓励周多为重庆地区的同性恋朋友做点事情。

此后，周生建开始筹备重庆地区同志关爱项目的工作，他的行为曾被同行称作“不务正业”。今年2月25日，周在重庆地区开设了“男同”、“女同”、“老年同性恋”等3条热线，以及一条“防艾”热线。

开设热线电话的同时，周生建还决定在在酒吧、浴室安装安全套发放机，此前一些地方一直是由志愿者进入酒吧免费派发安全套。周认为安全套发放机能够为同性恋者防病提供更多便利。

周生建找了4家同性恋酒吧和浴室的老板协商安装安全套发放机，“从没碰到过钉子”。在项目组和TT酒吧签订的《合作协议》上，记者看到这样的条款：由项目组出资购买安全套自动售货机一台安置在酒吧，酒吧以0.7元／只的价格从渝中区计生协会购买安全套装入机内，再以1元／只的价格出售给顾客；不得提高价格，或将其它廉价和免费安全套放入机内销售；利润归酒吧所有。

防艾干预的成果

众多同性恋者愿意参加防病工作，并自发进行同伴教育。无保护性行为比例下降

张北川以“中国针对同性恋群体艾滋病干预走出的积极一步”来评价重庆的同性恋酒吧防艾工程，张是青岛医学院教授，曾获“马丁奖”，这是对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进行褒扬的国际最高奖。

张北川对一些地方的同性恋酒吧做过周密调查，他的调查结论是“在我国，男同性恋人群相当活跃”。张说，在很多省会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出现了同性恋酒吧。同性卖淫现象也有存在。

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性病办公室刘惠和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刘英，也曾在卫生部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资助下，与美国加州大学艾滋病中心崔京姬博士合作，对480余名男同性恋者进行了访谈。

“访谈结果显示，在城市及县城，只要是稍开放的地区，几乎都有以酒吧、浴室、公厕等为中心的同性恋活动场所存在。”刘惠说，“这些人的无保护插入性性行为普遍存在”。

“这些现象，其实圈内很普遍。”重庆市TT酒吧的常客冯德良(化名)告诉记者，他圈内的朋友都很随便，极少有人随身携带安全套。

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银河调查发现，我国男同性恋者中约1／3已婚，未婚者中大部分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准备结婚或可能结婚，同时国内已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很多人过着多性伴生活。

“如果不采取有效控制措施，我国男同性恋者中的艾滋病将很快蔓延至妇女人群和异性恋男性人群。”张北川对此忧心忡忡。

值得庆幸的是，自1991年始，我国卫生部门便对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进行干预。

时任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的陈秉中教授，是这一“干预”课题的负责人。陈教授称，这一研究课题1993年中止，此后他对这一课题仍多有涉及。

民间个人和组织在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干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前在北京、青岛、成都等10余个大中城市，已有男同性恋者自发组织成立“同志热线”，他们在中国—欧盟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办公室或张北川的指导和经济支持下，开展对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性病干预。

据张北川和他的专家组成员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在开展艾滋病干预后，同性恋群体中24.6%减少了同性性伴的数量(另外68.4%同性恋者以往性伴很少或有固定伴侣)，曾与陌生男性发生性行为者中67.9%减少了此种性行为。

安全套的使用明显增多，有11.5%的人在插入性性行为中每次使用(1998年调查中仅占约0.5%)，由不用到开始用者为63.7%，使用次数增加者占23.5%。

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性病办公室刘惠称，展开“干预”系统的城市中，同性恋群体对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采取欢迎、支持、配合的态度，在京、津、鲁、苏、皖、辽、黑等许多省份，众多同性恋志愿者愿意参加防病工作，并自发进行同伴教育。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对这一问题也越来越重视。虽然卫生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以近期忙于非典防治为由，婉拒了记者关于“同性恋酒吧出现安全套发放机”的采访，但他同时告诉记者，“3年前，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过，对待同性恋者，我们要‘关心、服务、支持’。在对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干预工作做得最好的两个地方——四川和云南，国家拨款为同性恋者发放安全套”。

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司办公室有关人士称，他们此前并不知道重庆计生人员率先在同性恋酒吧安装安全套发放机一事。不过这位人士说，在国务院下属的“艾滋病预防协调办公室”里，国家计生委也是机构成员之一，“我们正通过计划生育的生殖健康网络，来全力干预所有人群的艾滋病流行”。

民间组织的忧虑

4月9日，重庆TT酒吧正式成为我国首家安装安全套发放机的同性恋酒吧。业内专家评价称，“重庆此举开了全国先河”。但周生建却拒绝向当地传媒透露酒吧的具体位置和名称。

周说，酒吧老板最怕媒体报道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一旦点了酒吧名字，就会招致警方的查封，甚至警方会以宣传品和安全套作为制裁依据。“虽然他们证照齐全，是合法经营”。

“真怕在酒吧发放安全套，说不定哪一天会被定为鼓励、教唆流氓活动。”一位同性恋酒吧老板如是说。

警方怎样看待安全套发放机进同性恋酒吧？重庆市公安局政治处主管对外宣传的一位人士称“要回答这个问题很尴尬也很敏感”，但重庆市治安总队的一位警员告诉记者，“我们只从治安的角度去管理酒吧，不会因为这个酒吧是同性恋者聚集的地方而去干涉它”。

“我们以往在艾滋病的预防工作当中，只针对卖淫嫖娼的高危人群，而极少顾及同性恋人群。”作为重庆市政府艾滋病性病防治领导小组副主任、市艾滋病专家防治委员会主任委员，邝富国对“安全套发放机进入同性恋酒吧”一事颇为首肯。

他认为，使用安全套永远是预防艾滋病的宣传主题，同性恋群体也不例外，“只是我们现在对同性恋群体的认知度还不够，此举的出现，对引导同性恋者主动预防艾滋病有很大帮助”。

如今，TT酒吧安装“套”机已有月余，这里的常客也由当初的不自觉“取套”，到自觉“取套”。酒吧老板向周生建反馈的信息是，现在每天凌晨散场，去清理洗手间的垃圾袋，发现里面有十几个用过的套子。

“希望这种关怀能真正进行到底，而不是作秀。”圈内人小吴颇为激动地说，他同时希望“不要让关心公益事业的善良人们受到打击”。

更多的重庆市民从当地的媒体报道中得悉此事后认为，作为一个新兴的直辖市，重庆能在全国率先做出这种举动，充分体现了这个城市具有的魄力和宽容。

当然也有市民持不同意见，据周生健介绍，一位市民就情绪激动地打来电话质问周到底在“搞什幺玩意”，“那些同性恋都是变态的，是不正常的人；那幺多异性间传播的艾滋病都还关心不过来，还管同性恋干什幺？”周说在他接到的近百个电话中，此类内容的只有两个。

相比之下，市民刘先生的态度更具普遍性，“我支持这种实质性的行动，希望广大同性恋朋友也自尊自爱，为避免自己和他人受伤害，自觉实施安全性行为！”

专家认为，在同性恋人群存在的前提下，在这一群体中推广安全套就有了现实的保护意义。

“这只是一种降低危害的策略。”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卫生部艾滋病防治专家委员会执行委员朱琪说，在同性恋活跃场所安装“套”机，是提倡对这些高危人群的理解、尊重、接纳和帮助，并不是对其在酒吧等公共场合具体行为的鼓励。（南方都市报）